查奸不拘细行，这是儒家与王道治国之说。他们将查奸治罪，寄托于圣王贤臣，以为此等人神目如电，可以洞察奸佞，无须具体查证细行。
实际上就是说，如果没有真凭实据便可治人于死罪，此乃人治。
法治则不然。
法治必须依法治政，依法治民，依法治国。
何谓必须依法治政？就是对国家官员的言行功罪，要依照法律判定，而不是国君或权臣的洞察判定。
只要依法治国，奸佞之臣永远不可能坐大。
原因何在？大凡奸佞，必有奸行。奸行必违法，违法必治罪，何能使 奸佞坐大？
反之，一个人没有违法之奸行，于国无害，于民无害，又如何能凭空洞察为奸佞？法治不诛心，诛心非法治。
人心如海，汪洋恣肆，仅善恶二字如何包容？春秋四百年，天下诸侯大体都是人治。贤愚忠奸，多赖国君洞察臣下之心迹品性而评判。对臣下国人随意惩罚杀戮，致使人人自危，一味地讨好国君权臣，而荒疏国事。为官者以揣摩权术为要务，为民者以洁身自好为根本。 一旦国家有难，多是官吏退缩。作奸犯科，民不举发。政变连绵不断，国家无一稳定。究其竟，皆在没有固定法度，赏功罚罪，皆在国君权臣的一念之间。
晋国的赵盾乃国家干城，忠贞威烈，却被晋景公断为权奸灭族。屠岸贾真正奸佞，却被晋景公视为忠信大臣。致使晋国内乱绵绵不断，终于被魏赵韩三家瓜分。假若晋国明修法度，依法治政，安有此等惨剧？
何谓大仁？法行如山，法以爱民。
何谓不仁？脱开世故，斩断人情，将士建功立业，自有国家封赏，有国君犒劳。民众刻石颂功，立碑立祠，不但劳民伤财，且助长投机取巧之风。此等行径，似善实恶，于国于民于功者有害。
恶，人之本性。因人性有恶，才有法度。
天下人生而好利，才有财货土地之争夺。
生而贪欲，才有盗贼暴力与杀戮。
生而有奢望，才有声色犬马。
人性之恶必以律法而后正。以法治防范恶意；以法治疏导人性；人性才能向善有序。
孟夫子空言性本善，将治世之功归于人性之善，将乱世罪孽归于法墨兵三家，无非是要重申仁政、人治与复古之论，回到夏商周三代！此乃纵容恶行，蒙蔽幼稚，真正的大伪之言！
立法立制就是要以洞察防范人之恶性为出发点。秦国私斗每年动辄死亡数千人。秦简公六年，举国四十余县私斗死人两万余。治国之难，不在治善，而在治奸。唯有惩恶才能扬善，所以想要根除私斗，惩治凶犯决不能手软。
法治爱民，不在其心，而在其行。重行不重心，行法才能公平。行法公平，才是真正的爱民。国治，断家王，断官强，断君亡。若民众都能判断是非，国家必强；若是非只能由君王一人决断，则其国必衰。
小政在朝不在民，大政在民不在朝。大道之行，根在民心，世族非议，不足道哉！
法贵正义，法贵公平；有功于前，不为损刑；有善于前，不为亏法！唯此，法治可立。